离开校园,她们将选择不同的方式开始社会生存,一蹴而就或是举步维艰,面对各种压力和不利观点,她们如何在成长的过程中破茧成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利用网络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1.62亿,,中国女性网民规模已经达到7300万,男性网民规模已达到8900万。从网民年龄结构来看, 18-35岁的网民已占上网人数的绝大多数,青年人是网民的主体,而女大学生则占据了一个不小的位置。
但是在网络媒体的新闻中,为数众多的女大学生的形象是怎样被塑造的呢?
通过实证统计与分析,本文归纳出网络中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的三大弊端:
一是女大学生形象过于消极。在某网站一周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中,女大学生负面形象的新闻有12条,还有两条新闻中的女大学生正负面形象都有。女大学生的负面形象约占86%,远远高于正面形象的比例。女大学生的负面形象包括受害者(被骗钱、受到性侵害、被害、被搜查、被溺爱)、生活困难者(身体残疾、找不到工作)、征婚对象、心理不健康者。其中,以受害者形象出现的最多,有8个,约占负面新闻的67%。受害者成为网络新闻中女大学生形象的主体,女大学生的正面形象和积极风貌却未能充分展现。
二是女大学生成为“性”的受害者。本文所指的“性”也包括恋爱婚姻。在14篇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中,关于 “性”的新闻有8篇,约占57%。而这8篇新闻中的女大学生全部都是“性”的受害者,有遭到性侵犯的、因恋爱变心而受害的、因恋爱不成而受害的、被强奸的、征婚对象等。
三是女大学生多数情况下“失语”。在14篇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中,女大学生为主角的新闻只有4篇,约占26%。而在这14篇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中,采访了女大学生的有7篇,占50%。绝大多数女大学生仅仅作为被观察者与被描述者出现。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不采访女大学生,不让女大学生发表意见,实属这类新闻的一大弊端。
9月12日的新闻“父母担心女儿在外生活不能自理阻止其上大学”报道了包头一女考生在接到“喜报”后,其父母因担心女儿在外不能照顾好自己,整日以泪洗面,阻止其去上大学,鼓励其复读。采访对象只有老师,而没有这位即将上大学的女孩,甚至没有女孩的父母,他们都是作为被描述的对象出现。在关于女大学生的生活能力方面不采访本人,不让本人发表意见,不了解本人的态度,而只采访老师,让老师分析批评这种现象,这样的报道在意义上是不完整的。
网络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存在的弊端,不仅损害了女大学生的整体形象,也会对女大学生群体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女大学生话题中女大学生的“失语”现象亦后患无穷。这样问题的存在有历史和现实的深层原因。
社会文化传统的负面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女性和男性一样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男性享有同等广泛和真实的权利与自由,男女平等成为一项基本的国策。但是,几千年封建文化中形成的两性不平等观念,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根植到社会的各种风俗文化之中,具有极强的顽固性。这些观念对当代人的价值观仍有着无形的、深层次的影响。媒体工作人员也受到这种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女大学生为“弱者”的新闻。而女大学生也深受这种社会文化传统的制约,有些人在行为表现方式上经常以“弱者”自居,强调女性的从属地位。因而也会加强周围人群以及媒体从业人员的“女人=弱者”的观念。
(1) 媒体追求轰动效应。网络媒体为了追求高点击率,在社会新闻的题材上,注重选择刺激性的新闻。在理论上讲,这符合经典的新闻价值。随着我国网络的开放度和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于负面新闻,尤其是女大学生的负面新闻的过度关注是必然的趋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正荣说到此现象:“媒体肯定要关注高校,它更容易从娱乐的角度、从刺激的角度来关注。这种娱乐化的倾向对所谓的丑闻非常在意,它会带来高收视率或是阅读率。”
(2)在所有的新闻中,“有两种形式是最最吸引人的,两者都对激起的感情感到自在,并且对得到的刺激感到热切。这两种形式就是情欲和搏斗,两者间有那么多相互的联系,那么密切的混为一体,以致关于两性的搏斗比任何其他的主题都有更大的吸引力。没有什么东西那么引人入胜或者那么不介意于各种文化和新领域的特性了。”
(3)而关于女大学生的负面新闻暗含着最吸引人的这两种形式——情欲和搏斗,特别是女大学生成为“性”的受害者的新闻自然成了网络媒体的首选。 网络使用者多为男性,网络新闻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在新闻的选择上迎合广大受众,特别是男性的心理,在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的处理上,也以男性的视点为主。用塔奇曼的“反映假设”理论来分析最为合适。“反映假设”认为,受众是媒介运转的必备条件,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媒介必须反映社会价值标准。在这一假设的指导下,大众媒介选择反映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标准,将社会的状况“象征性的表现”出来,这意味着大众传媒在表达某一“真实”的同时,必然掩盖了某些“真实”。因此,它导致了一种实质上的“象征性的歼灭”。而在这种“象征性的歼灭”过程中,媒介所表现的性别陈规再生产、并强化了传统文化中早已规定的男女关系不平等。它再一次确认了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必须扮演的妻子、母亲、主妇、或者花瓶美人的角色。这暗示着具有权威的、有力量的、有理性的男性“天然”的支配着被动的、柔弱的、非理性的女性。
(4)网络媒体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点击,在关于女大学生的报道中,必然要按照它认为大多数受众心目中的女大学生形象来进行选择、塑造。而这种塑造必然在另一种程度上掩盖了女大学生积极的精神风貌。
网络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女大学生的现实生存状态。它创造了一种虚构的拟态环境。这一环境不恰当地放大了女大学生被动、柔弱的一面,而将女大学生积极的精神风貌掩盖掉了,这是对女大学生的扭曲与变形,是一种“定格”与模式化。这种“定格”与模式化产生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被定格的形象起到暗示与模仿作用”,使女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挫败感和无奈。
要改变这种情况,网络媒体的从业人员要警惕自己头脑中的社会刻板印象,自觉、积极地反映与现实生活相符的女大学生作为社会创造者、社会文明先行者的一面,从而促进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两性真正的平等。